《荀子·劝学》谓：“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喻人须经学习，培育方可成才。
香港回归后，全港内地高教学友逾千人聚会联欢，其时首任外交部驻港特别专员夫人来到中国高教联校友会一桌与校友握手交谈。她看了我的名片后问：“啊，我常看到你的文章，你是北京哪间大学毕业的？”我回答说：“我在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读书，毕业时叫湖北大学。“
我有幸于一九五六年考上中南政法学院。一九六零年于由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学院、武汉大学法律系、中南政法干校合并组成的湖北大学的法律系毕业，即毕业于今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去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中国新闻社多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提供材料，说经他们集体研究将我的事入书。该社深圳分社还派了两位记者到香港采访我。对国家对香港作出贡献的人很多，我算不了“名人”，但推却不果，于是《永载中华——当代百业杰出英才卷》一书中有《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创会会长谢纬武》一篇，《今日华人》（大型系列记实文献）一书中有《热血荐轩辕——访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兼董事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创会会长谢纬武先生》一文。
这两篇文章，对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做了基本的概括。我曾将之以及我写的一些文章及编辑的书寄给母校，作为香港回归十周年时我对母校的汇报。祖国事业是集体事业，个人贡献微不足道。以我个人而言，所能做的那一点贡献，都是母校的培育和嘱咐的结果。四年所受的教育，影响及决定人的一生。我怎能不借助中新社的帮助，向母校汇报呢？
自中英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祖国事业牺牲奋斗，不计其数无名英雄的忠骨遍布神州山野平原和海洋，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难过。中新社是爱国者的最真诚的朋友，但生活逻辑往往不会如他们所愿，未必能把爱国者对祖国、对社会贡献的主要之点记录下来，传送社会，流芳后世。记住啊，这是爱国者的本色，这是我们祖国事业的共同需要。
“六·三之夜”与采访三院长
政法学院培养目标问题，是56届及其前后届同学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政法教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957年的6月3日晚上，人声鼎沸，数小时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学生宿舍一直到政院大门口两旁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中南政法学院”的学校招牌被人用“书记员大学”白纸黑字盖上，引起一场大辩论。归根结底还是个政法学院培养目标问题。
当时，我们同房住的同学共有八位。湖南籍调干生、56年级团总支组织委员兼562大班团支部副书记喻自然同学是其中一位。他主笔写了两份其时颇有影响的大字报，一份题为《干训班十大标志》，另一份题为《十大建议》，内容是互为呼应的，主题是强调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提高教学质量。我从图书馆自修回宿舍时，同房六个人都在两份大字报上签了名，只剩下党支部书记黄宗保和我不知道此事，未在上面签字。回到寝室，大家都希望我和黄宗保都签上名。我看了一下内容，的确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只是批评学校教学内容深度不够，建议老教授在教学上起主导作用，站到讲台前列等等。进一步提高教学素质有什么不好呢？我于是大大方方也签了名。但黄宗保不知到哪里了，还没签名怎么办？我那时在“先团内后团外”的选举政策下（先改选团支部才改选学生会），经党支部同意参加竞选团支委，高票当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颇受同学和党支部信赖，与党支部书记关系可算是亲密无间，加上年轻幼稚，政治不成熟，便一口承诺：“没关系，我代黄宗保签字，他回来后我给他说好了。”
大字报贴出后反响大，有赞成，也有批评，说是贬低了自己学校。但黄宗保本人在公开贴出后才知道内容是个事实。黄宗保因此受到党内批评，未能评上反右积极分子，我是感到内疚的。但奇怪的是，黄宗保从来不因此而责怪或埋怨我，相反，他对批评持保留意见。与我同一个行政小组的年级党总支委员黄庆璋与黄宗保等党支部负责人，也一向对划成右派的喻自然同学颇为关心、爱护，从不歧视。文化大革命中我经过武汉，住在黄庆璋、谢佩瑀夫妇家里时，黄庆璋还告诉我喻自然在湖大图书馆工作，表现很好，嘱我不妨看望他。我是很尊敬、很相信黄庆璋这位老干部、老领导的，我遵嘱看望了喻。但在文革风暴中，我们只有相互问候，不可能深谈，我只是关心的说：“希望你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子”。他感谢我们这些老同学的好意，其实喻自然于我班党员、团干以及同学们一直并无隔膜。共同办好政法学院，是大家共同愿望的，不存在对立性的隔阂。
政法学院的培养目标问题，其实在当时的学院办学总纲中已写的很清楚，就是培养新中国法学家和高级政法工作人才。至于这样的法学家和政法工作人才，应当且具有怎样的素质，当时政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李光斗同志、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潘任之、林山同志都曾有精辟的阐述。
反右结束后，学校进入教改、勤工俭学新阶段。政院团委会、学生会主办的《红旗报》，遵照院团委书籍曾广鸣同志指示，派我去采访三位老院长、老书记（在54年级学长王献枢因临近毕业原因辞去《红旗报》编委、记者组长后，我被指定升任其所担负的职务。）
我首先采访了李光斗院长
李院长是个法学修养深、倍受尊敬的领导，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正气。我受命独个采访他，是历史性的幸会，难有的机会。如果不是组织的指示安排，不是在执行一种任务，我是不敢也想象不到自己可以踏进院长书记办公室的。
我毕恭毕敬的向尊敬的院长敬礼，立刻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官威，而是长辈的慈祥敦厚：“《红旗报》记者，辛苦了，请坐。”
办公室里只有院长和我两人，他亲自给我斟水递杯，待我精神松弛后，才谈正题。
“同学们对当前教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他首先问。
“同学们很喜欢听院长的报告。”我答道。
“今天就通过你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李院长说，“教改的目的，就是为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为高等院校，我们政法学院就是要培养法学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我们要培养的政法高级人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坚定的捍卫人民政权的人才。法学家好，高级政法人才好，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有丰富的法律政治知识以及法律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知识。”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李院长道，“教改要朝向这个方向，要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个方向。”新中国的政法学院，当然不能按照旧中国一套办。政权性质改变了，法律和法律制度因而也根本改变。解放后我们的法学理论、法学教育是学苏联的，但要从我们中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要批判地接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联系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我们的法律、法律制度，我们的法学教育，也要在党中央和上级政法部门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联系中国实际，创新发展，自成独特的中国体系。这些都是正确政治方向所涵盖的内容。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政法教育改革的任务很繁重。没有教学改革，焉能进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师生要共同努力，为继续创建新中国的政治教育体系做贡献。
“毛主席勉励青年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永远学习，终生学习，青年时期更要抓紧时间学习。革命导师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用全人类先进知识武装自己。做法学家不容易，古今中外都要学，要批判的学。什么叫高级政法工作人才？高级不高级，不是自封的，也不应该是别人封赐的，要靠自己努力，要靠自己有真材实料。”李院长接着联系学生思想实际说，“不错，政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当官的，当法官、公安官、检察官。但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做人民老爷，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人民相信你，把印把子、刀把子交给你，要你捍卫人民政权，捍卫人民事业，捍卫他们利益。但有的人不愿当书记员，将革命分工视为等级差别，不想从最底层做起。姑不论你走出校门后是否当书记员，但你有这种思想，就说明你思想不高级，你没有为人民服务的高级思想境界，不符合我们的教育目标。你说对不对？”
我采访的第二位领导是潘任之副院长
潘副院长原是位富有学识修养的解放军高级干部。性格耿直、豪爽，语言清晰、明确，做事果断，讲究效率。
首先他很尊重李院长，一开题就对我说：“听说你已经采访了李院长。李院长富有学识修养，是我们党的法学专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你们难得的好院长。你把他的讲话好好整理出来，要大家遵照李院长的话办，统一思想，搞好教改，就行了。我讲话好干脆的，就这么一条意见，好不好？”
“好的。”我回应说，“但是，同学们很久没听您的报告，很想听到您的声音，请您对当前开展的勤工俭学活动讲讲您的意见，给我们指示。”
“也好。”他爽朗回答说，“勤工俭学活动，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我们培养法学家，法学家是搞理论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法学的。法学家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人，有七情六欲的。如果他对无产阶级政治冷漠，对工人农民、对劳动生产没有感情，他所研究的法学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人的，就很成问题，在浩瀚的法学书籍中就可能迷失方向，在法学知识的海洋中亦可能淹死，对国家、对人民就没有用途。同样的，我们培养高级政法人才，由于所培养的政法人才对工人农民没感情，对劳动没感情，有可能是对人民高高在上、欺压百姓的那个‘高级’，而不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劳甘为孺子牛的那个‘高级’。怎么办?学生搞勤工俭学活动，在劳动实践中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增强对工农感情，意义就在这里。”
“有同学说挖土挖不出个审判员。您怎么看？”潘副院长联系学生思想实际，从不回避问题的，“乍看有道理，想深一点就觉得不对劲。如果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审判员，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刚正不阿的，而这种审判员是通过一锄一锄挖土培养出来的情感和立场的，岂不是挖出了个高素质的人民审判员？相反，如果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厌恶劳动，厌恶劳动人民的人，当了个肥头鼠眼、贪赃枉法的审判员，人民就会怪我们政法院校没有让他去挖土，培养出这样一个以法律为手段与人民为敌的家伙出来。”
“当然，政院学生不是光挖土，光劳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放在学习书本知识上。”潘副院长接着说，“所以挖土挖不出个审判员，是片面化，绝对化的说法，既不是事实，也忽略了事情的本质。勤工俭学的本质是让学生向社会学习，向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习，要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提高自己，把自己思想政治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学习分辨社会的善恶是非，汲取社会发展中的先进因素。不是为挖土而挖土、为劳动而劳动，为勤工俭学而勤工俭学，而是要在劳动中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培育劳动人民朴素的思想感情。这对于理解马列毛经典原著的精神实质，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神韵，学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很重要的。”
我最后采访了林山副校长
林山副校长是我迄今所认识的领导中，最谦虚、最朴实、最有文化学识者之一。他的谦虚、朴实、胸怀坦荡、知识深博，是令人震撼的。他的谦虚是真实而不是矫揉造作的，他的朴实是人的品行的自然表露，他真诚、单纯、亲切。
“曾书记（按：其时担任院团委书记的曾广鸣同志）说，你已访问了李院长、潘副院长，还要来访问我。我说不要访问我了，但你们书记坚持要我会见你。这样吧，你记下来：林山同志的意见只有一条，同学们要好好领会李院长、潘副院长的谈话精神，用行动落实，照办。记好了吧？”林副院长满脸慈祥，既认真又笑吟吟地以商量的口吻说。
“不行，我交不了差。”我着急说。
“我熟悉记者这一行，没事的。我教你：你把李院长、潘副院长讲的详细整理出来，加上我刚刚说的那条意见，准不错。曾书记那里，我给他如实一说，讲明是我的主意，是你依照我的意见做的，你就完满完成任务了。”
“还是不行，曾书记那里好办，但同学们那里过不了关。大家都说你是大知识分子，挺有学问的，分管教学的，都想听到您的意见。否则，编委会会增派几个人一起采访您。”我如实反映同学们的看法。
林副院长似是很认真的沉思一下，然后微笑着回答我说：“不要说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就是了。你讲的也是道理，我就说点个人意见。”
林山副院长当年谈话的要点有四个方面（尽量按其原话口气记录）：
（一）人要接受教育，先进思想靠灌输
大家能进大学，接受高等政法教育，是人生大幸。要珍惜。这是党、国家、人民的需要，也是个人要更好服务国家、为人民做更多工作的需要。国家的历史发展给大家一个好机会，这是唯物史观的看法。
古语有云：“水性虽能流，不导则不通；人生虽能智达，不教则不达。”人不经教育就不能充分发掘其潜能，达到智能高的地步。所以国家经济虽仍困难，但还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办政治院校，以造就高级人才，培育新中国法学家和高级政法工作者。
列宁讲，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要靠灌输。所以，我们开放并加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课程，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包括马列主义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等）等课程。希望大家主动学习，用先进思想武装自己。
（二）人一定要学习，大学生更要努力学习
毛主席鼓励青年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古语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玉石要琢磨才成宝，人要经过学习才成器。不学不知，就是说不学习就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主客观就不能一致。
人要学习，就是自识事以后一直到老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尤为重要。大学生身负历史重担，更要努力学习。
学习的概念很广泛。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不知变知，少知变多知，都是学习。知其表还要知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知其一还要知其二，由此及彼，使自己知识更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更全面，当然是学习。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自知之明，自知是一种更艰难的学习。学习就是要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主观世界，达到主客观一致。大学生理应对学习有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更强调知行合一，表里如一。
（三）学习要善于思，要领会精神实质
学习，最重要的是善于思考。
《论语·为政》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而不思考，就学不到东西，只思而不学则陷入空幻的险境。我们学院“思而不学”的不多，“学而不思”者比例大一些。
《孟子·告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知，不思则不得也。”这倒是值得大家铭记的。
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思，善于思。中华民族是个肯学习的民族，是学习中很善思的民族，所以中华文化极具包容性，能将外来有用的文化吸纳、融化、中国化，变成中国的东西。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事态，是将马列主义引入中国，紧密联系中国实际，而产生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创造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把握其思想灵魂，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善于学习，学习中善于思考，并率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奇迹的最成功的典范。
我们提倡学经典原著，不能以学讲义、教科书或其他参考书代替学原著。以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五手文章资料取代学原著，似乎是学理论的‘捷径’，其实是懒人的学习方法。懒人是学不好马列毛的。我不是说不要读讲义、教科书或其他资料。我只是说能将它们作为参考书或入门指导一类导向性读品，将重点放在读经典原著上，我们同学要善于直接从经典原著中汲取政治思想养料。
学原著，读经典，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思’，即要学习原著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学原著的个别结论。将所学到的结论教条化，是不正确的学习方法，是错误的学习态度，死记硬背而不融会贯通，生搬硬套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是不正确的学习方法，错误的学习态度。原著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表，为解决当时什么问题的，其精神实质何在，在新的历史和条件和现实环境下如何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问题、解决新矛盾，这样学马列主义原著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学原著，读经典，最成功的‘思’，就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自己的血液中，毕生指导自己的思想行动，令自己终生受益。这才叫学马列融会贯通。
（四）学习既要博又要精，还要注重实践。
政法院校的大学生，应当博学专精。法律触角及至各个领域的每个角落。以法律规范解决各个领域的社会矛盾是一种社会趋势，而道德规范亦是取代不了的。因此，一个学法律的政院学生读书要广泛，知识要广博，法学有专长。
“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原意是指明白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的要旨，历览百家的典籍，讲的是博学专精。对政院学生而言，就是要明马列经典原著之旨，明法律科学之旨，历览古今中外百家、千家、万家之书。“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既读书又实践，要有广泛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
读书一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否则‘六经之旨’难明，‘百家之书’难涉，在知识的大海中颠簸。
学以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注重实践，注重运用，积累经验，再提升为理论。
我当年写了一篇长稿，将上过采访的内容连续报道。其中一篇冠以《林山副院长对教学工作的重要指示》标题。将稿子交给他审阅时，他一看标题，就即时说：“这标题不行，要改，要改。改为《林山同志对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我是个青年学生，缺乏处理这种事的经验，只好请示团委。曾广鸣书记笑吟吟的说：“林副院长是个谦虚人，不要理他，照你们原来标题发表就是了。”
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作为三位院长学生的我们也已是八十多岁的长辈了。学院按照党的政法教育方针，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是否合乎院长们的期望？我们这一代学生们做得怎么样？历史是否可以盖棺论定，或者不盖棺就可以论定？我想就我的所知，就自己毕业后的经历，继续做点客观的叙述，让母校领导和师生鉴定好了。